委内瑞拉经历长期政治对立、经济危机和外交孤立后，政治进程近来出现新的松动迹象。8月6日，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与反对派代表在委首都加拉加斯举行面对面闭门会谈，双方同意围绕政治安排、选举制度、地震灾后救助等问题持续磋商，并将于8月12日启动下一阶段对话安排。
美国特朗普政府深度介入谈判进程，据悉，有关谈判框架由美国国务院设计操弄。美方专门指定迪诺拉·菲格拉担任委内瑞拉反对派谈判代表，而原本最具号召力的政治人物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则被排除在谈判之外。
为何现在谈？
此次对话得以实现，源于委内瑞拉国内长期政治僵局已走到一个新的临界点。过去十余年，政府派与反对派围绕总统选举合法性、政治权力归属和国家机构控制权反复角力。虽也曾多次启动谈判，但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如今再次重启对话，并非委内瑞拉朝野即将走向和解，而是双方长期对抗的政治收益正在下降。
对政府派而言，其面临的政治环境已发生根本变化。委总统马杜罗被掳后，罗德里格斯作为临时继任者，一方面勉力延续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则必须接受新的现实，那就是美国成为决定委内瑞拉未来政治进程最重要的外部力量之一，实现经济恢复和国际关系正常化是事关政权存亡的重要因素。为此，罗德里格斯将政府外交与外贸职能加以整合，任命此前负责对美事务的菲利克斯·普拉森西亚担任掌门人，意在凸显政府将经济和外交调整到国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
对反对派而言，内外形势发展亦迫使其调整策略。马查多曾坚持认为，委内瑞拉2024年大选的真正获胜者是反对派，因此一度主张尽快举行新的总统选举。但在当前政治结构下，重新举行大选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通过谈判，把选举机构改革和政治权利设为优先议程，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一个更基础的问题：未来委内瑞拉应按照何种规则开展政治竞争。
更重要的是，委内瑞拉所处周边环境今非昔比。该国危机外溢形成的大规模移民、边境安全和经济问题，已使其他拉美国家意识到不应继续以单纯的意识形态冲突将委拒之门外。智利7月底启动与委内瑞拉关系正常化路线图，宣布恢复领事关系。哥伦比亚也在推进同委内瑞拉的安全、能源和贸易合作。
不难看出，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愿意重回谈判桌并非偶然，在国内政治僵局成本上升、地区危机外溢压力加大、美国政策发生转向的三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委必然从“对抗政治”进入“谈判政治”阶段。
谁主导谈判？
当前，委内瑞拉政治变化最需要关注的仍然是美国作用。军事介入前，美国主要通过制裁、外交孤立和支持反对派向马杜罗政府施压，其目标是推动政权更替。但这一政策未能实现解决委内瑞拉政治危机的目标。马杜罗被强掳后，美国政策逻辑也发生明显转向，即从单纯要求实现委内瑞拉政权更迭，转而同时推动国家稳定、经济恢复和政治过渡。
此次美国支持政府派与反对派谈判，进一步表明华盛顿已经开始直接塑造委内瑞拉政治转型的具体路径。美国指定反对派谈判代表的行动说明，其目标并非实施立即举行大选的“快速转型”，而是一套先稳定经济、恢复国家治理，再逐步推进选举和政治改革的分阶段工程。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近期也公开表示，委内瑞拉转型需要数周和数月，而非一蹴而就。
概言之，美国对委政策正在从“改变谁执政”转向“决定如何转型”，以求建立一个能够维持与华盛顿合作的新秩序。这一变化背后存在明显的战略考量。委内瑞拉拥有丰富石油和矿产资源，其经济恢复与否同外国资本何时进入高度相关。新秩序的建立不仅将为美国能源企业提供更有利的营商环境，也有助于降低竞争者的影响。因此，美国所谓“民主转型”实际上与能源安全、经济利益和地缘战略密切相关。
将走向何方？
一个核心问题由此浮现：委内瑞拉究竟是走向所谓民主，还是正经历美国主导下的政治重组？
美国的深度介入，为委内瑞拉政治转型带来了外部压力，也产生了新的合法性问题。最明显的争议当属马查多被排除在正式谈判之外。马查多在委内瑞拉反对派中具有较高影响力，但美国选择由菲格拉扮演“代理人”，难免引发反对派内部质疑。
事实上，美国推动的“可控转型”与委内瑞拉反对派追求的“民意主导转型”并不完全一致。对华盛顿来说，一个稳定、可治理、能够进行经济合作的委内瑞拉要比一个迅速但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转型更为重要；而在反对派看来，如果政治谈判不能最终恢复自由选举、政党竞争和政治权利，那所谓的“稳定”就只是新瓶装旧酒。
就此意义而言，当前委内瑞拉政治进程逐渐形成了一种“三方博弈”，即委内瑞拉政府希望在开放与保权之间实现平衡，反对派希望将政治开放转变为真正的政权更替，而美国则希望通过控制转型节奏确保政治稳定与自身战略利益。这也是为什么现阶段委内瑞拉的“政治解冻”只能被视为有限解冻，因为它虽然打开了政治对话的空间，但尚未形成明确的转型时间表；它虽然推动了委内瑞拉恢复对外关系，但难以彻底解决执政者政治合法性问题；它虽然降低了政府与反对派直接对抗的烈度，但同时也把美国因素推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
总的来看，委内瑞拉正在经历一场由内外力量共同推动的政治重组，但需警惕的是，如果政治对话最终只服务于美国利益，那么所谓“民主过渡”只会落得南辕北辙的结果。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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