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备受瞩目的我国新创生命科学期刊《Vita》首期发布仪式在北京举行。
这本新刊从诞生之初就选择了与众不同的道路：不向作者收取出版费用，不追求影响因子评价。由39家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组成的生命科学开放联盟，为它签署了一项特别的备忘录——发表于《Vita》的论文等效于发表在国际三大顶刊CNS（《细胞》《自然》《科学》）上。
在影响因子被广泛用作评价标尺的当下，《Vita》为何选择了一条如此“另类”的路径？它有何雄心？带着这些问题，解放日报记者独家专访了《Vita》的联合主编李党生。
李党生本科毕业于中科大少年班，在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在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完成博士后研究。他曾是《细胞》的科学编辑，2006年回到上海接手当时影响因子仅2.161的《细胞研究》。此后近二十年，他把这本期刊带到中国本土学术期刊从未达到过的高度——2020年成为中国首个影响因子突破20的原创学术期刊，海外科学家的投稿数量约占一半。去年4月，李党生卸任《细胞研究》主编，出任上海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官。
李党生近照
【不追求影响因子，回归学术评价本原】
解放日报：《Vita》创刊之初就明确不追求影响因子评价。为何做出这个选择？这么做最大的底气是什么？
李党生：影响因子本身只是一个指标（注：期刊前两年刊发论文在统计年被引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前两年发文总量），但如果它成为考核、追逐的目标后，就不再是一个可靠的衡量指标，这正是“古德哈特定律”。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条回归学术评价本原、更符合科学逻辑的路——“以文评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创新举措。具体做法是，《Vita》系列期刊创办三年后，我们将对被评估期刊的原创论文进行随机抽样，请小同行专家根据论文的学术水平与科学质量打分，算出一个平均值，作为这本期刊的真实学术水平的反映。我们认为，这么做才是回归科学本质的评价方式。
解放日报：《Vita》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运营成本如何解决？
李党生：《Vita》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西湖大学承办，运营成本目前主要由西湖大学承担。
不收费的背后有更深层的战略考量，这关系到我们想要建立的学术出版模式。首先，收费有可能会让期刊有动机牺牲发文质量来换取发文数量，发得越多收入越高。不收费，我们可以高度专注于论文的科学质量本身，该拒就拒该发就发。其次，国际顶刊的开放获取费用动辄一篇近十万元，这对科学家的课题组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重要的是，“不收费”也会是我们今后撬动海外优质稿源的有效杠杆。
解放日报：您刚才提到国际顶刊，这是《Vita》的目标吗？
李党生：是的。但我们想做的是不一样的国际顶刊。
我始终认为，期刊是有层级区别的，否认不同层级的定位区别是虚无主义，但非要在同一层级里依靠单一指标（比如影响因子）比个高下，也不科学。
我觉得生命科学领域的期刊大致可以分成五个层级。国际三大顶刊CNS是“零级”。再往下，一级是CNS的大子刊，比如《自然·免疫学》《免疫》这类。二级是《自然·通讯》《科学进展》《美国科学院院报》这个水平。三级是国际权威学会的会刊。四级及以下就不再细分了。
《Vita》的目标是做成第四本零级期刊，同时我们希望塑造与CNS不一样的科学品位，做出根植于东方文化与哲学底蕴的独特科学气质。
【办刊之初，怕拿不到好稿子】
解放日报：您在出任上海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官后，为何愿意接手《Vita》？
李党生：其实我第一反应是拒绝。曾有人用“亚顶刊”形容《细胞研究》。难道我又要从头开始？
但话又说回来，我做了近20年期刊，跟科学共同体建立了很深的联系，就这么放下，心里是觉得有点可惜的。在中国做一本零级期刊，这件事对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当时提了几个思路：第一，成立一个联盟（注，即生命科学开放联盟）来支持《Vita》及其系列期刊的发展，众人拾柴火焰高。第二，联盟成员签署备忘录，承诺发在《Vita》上的论文与CNS等效对待。另外，《Vita》及其系列期刊将采用“以文评刊”的方式来评价，这个理念也写入了备忘录。
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院士和我共同担任《Vita》联合主编，此外我们还有一支成熟的编辑团队。我在尚思研究院有自己的主职工作，做《Vita》我一分钱不拿，完全是义务劳动。
解放日报：施一公院士说，会把自己最好的论文投给《Vita》。目前投稿情况如何？《Vita》的接收标准是什么？
李党生：《Vita》首批论文今年1月就上线了，截至目前已发表近30篇原创研究论文，稿源有不少来自领域内的“大咖”，也有一批来自很有潜力的青年才俊。袁钧瑛院士、林圣彩院士、黄荷凤院士、张明杰院士、颜宁院士等都很支持，把他们的优秀论文投给了《Vita》。
我们对标的就是零级期刊，所以对论文学术水平的要求是至少要达到CNS的平均水平。
实事求是地说，作者们最好的论文在投稿时通常仍然会首选CNS，但可能会有两类“遗珠”：一是真正的“从0到1”突破性成果。这种成果因为太新、太超前，有时会被国际顶刊“漏掉”；而我们可以“慧眼捡漏”，当然这类情况一般是可遇不可求的。二是典型的CNS水平但被其拒稿的稿件。比如，青年科学家马丽佳教授（目前在昌平实验室工作）的一项在体CAR-T的研究成果，就属于这一种情况。总之，我们看重的是科学研究本身的质量，并不关心论文之前的投稿经历。
解放日报：办《Vita》之初，您最焦虑的是什么？
李党生：怕拿不到好的稿子，但实际情况远好于我的预期。目前，我们系统里处于“活化状态”的有效稿件，包括正在评审或修改中的，大约有40篇。
前不久我们做了一次统计，有一个令人高兴也令我们团队非常感动的“意外发现”：大约40%的有效稿件来自于生命科学开放联盟以外的单位。这些科学家目前还无法在自己单位享受“与CNS等效对待”的支持，但仍然愿意把自己最好的工作投给《Vita》。
解放日报：联盟内部约定发在《Vita》上的论文与CNS等效对待，不知落地情况如何？
李党生：总体落实得不错。联盟最近做了一次摸底，绝大部分单位已经执行了，少数还在走行政程序。联盟理事会将持续督促这件事。
不过我想说的是，这项政策支持只是提供了一个撬动的支点。最终，期刊要依靠自身的学术质量和口碑，让动能越滚越大。目前约有40%的投稿来自联盟外，就说明这个动能已经开始产生实质性影响了。
【三个关键词，定义《Vita》的探索之路】
解放日报：《Vita》主刊做出持续的影响力还有待时日，为什么今年就开始筹建子刊？
李党生：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单刊到系列，能形成更大的动能。二是联盟内不少单位有很高的办刊热情，条件成熟、方案过硬、学科布局合理的，我们会谨慎地批准。目前有5本子刊在筹建中，我们的理念是成熟一个做一个，不片面追求规模和速度。
我本人也是《Vita》系列期刊的学术总主编，这方面的主要职责是促进主刊与子刊之间的稿件双向流动。
解放日报：为什么说《Vita》是“造船出海”？这和过去的“借船出海”有何不同？
李党生： 过去，我国很多英文期刊借助国外出版商的平台“借船出海”，是基于现实的一个选择，因为那时我们缺乏能承载高水平科技期刊运行的数字化出版平台。但现在条件不一样了，高等教育出版社有自主打造的数字化出版平台，《Vita》的所有内容都放在这个平台上，所有的数据也就留在国内，这就是“造船出海”。
在AI时代，数据的拥有权是有战略意义的。“借船出海”只是权宜之计，“造船出海”才是根本出路。
解放日报：《Vita》要做出国际影响力，最需要的是什么？
李党生：在我看来，首先是长期稳定的支持，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待时机成熟时，需要建立一个“走出去”的机制，把编辑派到海外，走访实验室，面对面地与国际科学家沟通。毕竟，“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沟通和交流，逐步吸引更多的海外科学家给我们投稿，最终是为了服务全世界的科学家。
解放日报：如果用三个关键词定义《Vita》的探索之路，您会怎么选？
李党生：追求卓越、科学品位、评价体系。
做国际顶刊，追求卓越是最根本的。科学品位是对卓越的定义，我们希望有不一样的品位与眼光。而评价体系则是关乎《Vita》系列期刊能否成功的制度基础。最终，我们希望助力营造一个健康的科学文化生态。
解放日报：《Vita》这一名字是谁取的？有何含义？
李党生：名字是我取的。Vita是拉丁文“生命”的意思，在英文里派生了两个词vitality（活力）和vital（至关重要的）。中文谐音一个是“伟大”，我们想要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另一个谐音是“为他”，我们做期刊是为了整个科学共同体。
解放日报：现在习惯了在线阅读，《Vita》为什么还要出纸质版？
李党生：有了电灯，并不依靠蜡烛照明，但烛光晚餐的时候还是需要蜡烛的。纸质版有它的特殊仪式感。我们首期的封面文章是颜宁院士团队与合作者历时8年攻关的一个工作——全球首次捕获人源钠离子通道开放构象。好的研究值得以这种方式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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